婚变疑云背面：汪小菲创业，啥时候能成？｜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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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埃尔诺（Annie Ernaux，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从不以为她写的是“著作”，“著作是课本上出现的词，是关闭的词，是讣告用语，表明全部都完结了”。她更乐意说“书写”、“写作”或是“做书”，由于全部仍在进行中。
“写作像把刀”
诺曼底的小城伊夫托（Yvetot），一个小女子坐在厨房的楼梯上，读着杂志连载，给她幻想出的朋友写信。全部都是这么开端的。她的爸爸妈妈亲皆身世农人，没受过什么教育。上世纪二十年代法国工业化运动鼓起，他们进厂当工人，相识、成婚，做起咖啡馆兼杂货店的小生意。1940年，埃尔诺在烽火中出世，在匮乏中长大。专心期望女儿成材的爸爸妈妈把她送去私立的教会校园，在有钱家的孩子周围，她第一次感到阶层的羞耻，也让她与爸爸妈妈的隔膜加深。她的父亲温文、开畅，固守在自己的农人习性中。她的母亲火爆、强势，不断寻求新鲜文明。“父亲是水，母亲是火”，特性的不合使得家中争持不断。1952年6月，一次剧烈的争持中，父亲差点杀了母亲。她的幼年完毕了。
1958年夏，她在海滨浴场打工时初尝性阅历，自此堕入怅惘。隔年，她进入鲁昂中学的哲学班，触摸到了萨特的存在主义。复活节假日，她从朋友家的书橱里取下一本从未听过的厚书——《第二性》。她终身都记住波伏娃带给她的启蒙震慑。这本书让她重审自己的人生，唤醒了她的女权知道，指引她走上了解放之路。存在主义为她日后的创造打下底基，文学并非为艺术而艺术，而是对实际的介入，是一种社会举动方法。萨特曾说：“作家无处可逃。咱们要他们紧紧拥抱年代。”埃尔诺便是这么做的，有必要揭穿，有必要测验“危险的东西”，“不管咱们怎样写，写作都是介入，它以杂乱的方法传递观念，认同社会秩序，或对立它……以文学史的眼光看，没有非政治主义”。作家有必要为著作的含义负起职责，并测验改动国际，“假如没有写作是有用的想法，我不会写作”。“写作像把刀”，用于解剖，用于抵挡。
1960年，埃尔诺进入鲁昂大学文学系，结识了一个学政治的、资产阶层出世的波尔多男生。1963年10月，预备结业论文的她发现自己怀孕了。生下来，她的学生生计就会完结。但在其时的法国，堕胎仍属违法。她有必要一人对立整个社会。2000年宣布的《事情》（L'魪vénement）中，埃尔诺回溯了这段“整体的人类阅历，关乎存亡，关乎时刻，关乎品德和忌讳，一段从头到尾透过身体来体会的阅历”。她面临的是，男友的弃之不顾、医师的冷酷、周围朋友的惧怕。她求助的已婚男同学乃至想和她上床，由于把她当成随意的女性，且现已怀孕了，所以做爱没有危险。埃尔诺为咱们展现了一种感知的掠夺，一种与世隔绝的状况：时刻不再行进，无法做任何事，周围的事物不再发生含义。她从正常的国际被驱赶，连言语都是不行能的，她有必要保存隐秘，“堕胎”一词乃至没出现在最私密的日记里，也在和医师的说话中被当心避开。从绝地中，她走出来了，进入另一种无言之中，“朴实知道的张狂状况，逾越言语，黑夜也无法中止”。她身在亮光中，自在的亮光。如存在主义所言，只要在情境中才有自在，她“把遭受的暴力转化了个别的成功”。多年后，她写下全部，不是由于苦楚，而是出于一种“自豪”。她也感到一份职责，假如什么都不写，她就会“遮盖女性的实际，站到男性统治者一边”。
“文学的不合法侵略者”
大学时，埃尔诺曾完结一部新小说风格的习作。其时，她仍单纯地寻求文字的美感。被出书社退稿后，她暂封了作家梦。结业后，她与波尔多男生成婚，久居外地（1975年她搬去巴黎市郊塞尔吉，自此长住），生下两个孩子。她教学，老公做公务员，实在完成了阶层跃升。但她并不美好。一系列与实际的磕碰（离乡背井、工作与家庭的抵触），特别1967年父亲的过世，让她又拾起了笔，不再寻求文学的幻梦，而是把锋芒对准实际。
“写作是变节后的终究解救”，她在《方位》（LaPlace）的卷首引证热内（JeanGenet）。从底层“叛逃”让她愧疚，这种负罪感又指向一种个别伤口与社会各层面的压榨相交错的苦楚，如她描述与父亲的隔膜时所说，“无可名状的苦楚，如别离的爱”。写作源于负罪感，也只要写作能让她从中解放。写作是她送出的“反向赠予”。
1974年到1981年，她宣布了三篇自传小说，《空衣橱》（Armoiresvides）、《他们说的或什么都不是》（Cequ’ilsdisentourien）和《冻住的女性》（lafemmegelée），别离叙述了幼年和肄业阅历、青春期的性怅惘和失利的婚姻（每天去离家四十公里的中学教学，备考大学教师资历证，还要承当家务，照料婴儿和老公。她在1982年与老公离婚）。回溯女性的生长之路，天然令人想到波伏娃，但埃尔诺引进了后者没有的底层视角和社会学考虑（其时她大量地阅览布迪厄的著作）。方法上，身世资产阶层的波伏娃，其古典的遣词造句、传统的小说架构，也与埃尔诺不容，“写美丽语句，便是变节我的身世”。底层怎么写作？她还在寻觅自己的声响。
1984年，埃尔诺总算在《方位》中确立了自己的写作姿势，且一鸣惊人，夺得勒诺多文学奖（PrixRenaudot）。《方位》从父亲的死说起，回想了他的终身。原先，埃尔诺方案连续前三本书的架构，写一篇虚拟著作，但后来她知道到，“小说是不行能的，为了解说屈服于底子需求的人生，我没有资历站在艺术一边”。文学只会把实际变得改头换面。所以，她回绝将日子转化成虚拟，只罗列实在的日子和言语片段，展现“存在的客观符号”，以此重塑实际。她记载父亲人生的大小事，盘点他的一举一动，为的不是捉住个人特性，而是将其作为一种典型，研讨他的惯习，折射更宽广的社会前史，叙述他在社会变迁和文明夹层中怎么摆正自己的“方位”。埃尔诺把她的写作方法称为“社会自传”（au－to-socio-graphie），还曾方案把书名取为《家庭民族学底子原理》。
在另一本书《羞耻》（LaHonte）中，她写道：“我不满足于提取、书写回想的图画，而是把它们当作文档来处理……总归，做自己的民族学家。”这样的档案化写作也要求她在言语中坚持客观间隔，抽离个别爱情，找寻最简练、精确的表达。这是批判的言语，反映埃尔诺作家-学者的两层身份，一起也是她与爸爸妈妈的沟通方法，“平实的言语天然地流向我，这是我从前给爸爸妈妈写信交待近况时用的言语”。任何富含爱情的文学表达，都免不了带来标志暴力，让自己和读者有时机站到高处做品德判别，把父亲本来的形象越推越远。为了遵从平视的视点，她还在语句中刺进斜体字，这些都是父亲或旁人言语的直接引证，以此展现“父亲国际的边界和底色”。她期望“每句话都因实在事物而沉重，词语不再是词语，而是感知、图画，能在书写和阅览时转化成‘坚固’的实际”。词语隐身，事物赤裸地存在。
对言语与权利的拷问贯穿埃尔诺的写作：什么能够说？什么不能够？在家里，她爸爸妈妈都说诺曼底方言，但又自认方言低人一等。父亲在说规范法语的人面前不敢开口，假如女儿纠正他的语法，他就发脾气。而母亲假如学会了书上的一个新词，就开心肠不断重复。言语的等级完结了文明的规训。父亲惧怕出丑，不敢在他以为重要的人物面前提任何问题。母亲尊敬书本，每次看书都要先去洗手。他们说起“校园”一词，都毕恭毕敬地发音。他们的女儿，也由于他们说话粗鲁而轻视他们。
性言语天然被遮盖了。1987年出书的《一个女性》（Unefemme）是《方位》的姐妹篇，关于母亲的终身。埃尔诺在其间谈到，母亲从不和她议论性，她初潮来的时分，母亲满脸通红，一言不发地递给她一个卫生巾。《他们说的或什么都不是》里，初尝性阅历后，她的月经忽然停了。她的阿姨问：“你舌头没了吗？你从前话许多的。”她心想：“我丢掉的是他们的舌头，我一团糟，这和他们说的不相同。”1997年的《羞耻》以一个《局外人》式的语句最初：“六月一个周日的午后，我的父亲要杀了我的母亲。”这个事情让她堕入羞耻中，“直到今日，我仍旧觉得这件事不能写出来，由于我惧怕遭到赏罚，不能再写任何东西了”。随后，她描绘了小城的全貌和校园的见识，曝光生长环境中全部不成文的规矩和风俗，“这些言语穿过我并构成了我对本身和国际的认知。六月周日的那个场景不存在于它们中的任何地方”。埃尔诺的文本，其间心经常是一个空点。
埃尔诺说她是靠“不合法侵略”才进入文学的。如热内相同，文学对她而言是“偷来的言语”。从小说方法和修辞化表达中摆脱，她感到极大的自在。她用中性言语撬开文学的门锁，引进底层视角，寻衅作为文明宰制的小说文体,“我的方案本质上是文学的，由于我要寻觅只要词语才干到达的实在。但我又期望停留在文学下方”。
“当然是没有叙事的”
埃尔诺对文学的回绝在她学生时期昌盛的新批判和新小说浪潮里有迹可循。罗兰·巴特（法国作家、思维家、文明谈论家）在《写作的零度》中对立萨特，提出对实际的介入应表现在方法中，有必要用风格缺席的零度写作来打破资产阶层文学的陈腐编码。受其加持的新小说表现了从文学到书写、从实际主义到实际的转向。对罗伯·格里耶（法国“新小说”门户代表作家）而言，“讲故事本身现已变得不行能了”。他的小说撤销内涵的心思深度，撤销人本主义，即撤销人与国际建立起的任何含义，撤销连接的情节，用白描方法捕捉外部的表层实际。当然，成熟期的埃尔诺与新小说愈趋愈远（“新小说里找不到对日子的协助”），但不代表她的创造里毫无前锋痕迹。她的文学品尝一贯现代，是伍尔夫和普鲁斯特的拥趸，大学结业论文写的是超实际主义，布勒东（AndréBreton，法国诗人和谈论家，超实际主义创始人之一）对小说的回绝、《娜嘉》的自在方法、经过艺术提高人类境况的革新志愿（写书是为了 “把人扔到街头”），对她影响巨大。她的创造里保存下了对叙事的质疑和碎片式写作的文本试验。
最早的三部曲是她最“文学”的著作，其间的知道流独白和时空切换在后来的著作里并未完全消失。《方位》中，斜体字的引证出现叙事者和父亲声响相融的复调作用。惯例句式经常和不规矩的短句相杂，比方父亲葬礼后，“星期天，回家的火车上，我想办法哄我的儿子，让他乖一点，头号车厢的乘客不喜欢噪音和乱动的小孩。忽然，惊惶，‘现在我真的是资产阶层’和‘太晚了’”。极简风格省掉语句成分，构成一种笔记、简注般的疏离作用，但又好像带着郁闷的麻痹。埃尔诺走到言语的不和，却让人看到极尽紧缩的语句之间的巨大空白。父亲的列传，大致恪守时刻次序，但作者不断中止叙事，时而宣布谈论，时而罗列出一系列无时刻概念的图画，好像一次次心情的喷涌。叙事不重要，她在《羞耻》中写道：“当然是没有叙事的，叙事供给一种实际，而不是去寻觅它。”文末，父亲死去，埃尔诺忽然拼贴出几个长长短短的不相干的片段，父亲的鬼魂徜徉其间，好像蒙太奇，好像苦楚爆发后的残痕。
与《忏悔录》等传统自传不同，法国今世的自我写作很少遵从线性的时刻次序，也很少回溯整个人生，只聚集某个单一事情。上世纪90年代起，埃尔诺几部和私家阅历相关的著作都是如此：爱情（《朴实热情》、《占据》）、堕胎与癌症（《相片的运用》）、初恋（《少女回想》）。
1993年的《朴实热情》（Passionsimple）披露了她和已婚苏联外交官的一段情史。可是，埃尔诺没有要写风流韵事的起承转合（她说这是一部“反情感小说”），而是剖析热情这种情感状况，展现“个人热情的非个人方法”，将无法言说的热情客观化为一连串的场景、姿势、动作、感触的“热情符号”。与《方位》比较，本书的叙事成分愈加稀释，没有时刻的连接性，而是情人缺场和在场的不断重复。热情，一种即时的愉悦，把她封锁在一个个瞬间里。她不知道她写的是什么，是“证词”，仍是“宣言”、“诉讼笔录”，亦或是“文本谈论”。热情变成一种书写（“我感觉我阅历这场热情，好像我在写一本书”），把她遇到的全部变成符号。情人脱离后，她不想收拾乱糟糟的房间，只盯着每一个物品，寻觅它们“意指的一个动作，一个场景”。她去意大利旅行，整个国家都是“爱情的表征”，她“把热情写在了佛罗伦萨”。她展现她的心思状况，却不寻求解说，她对心思学没有爱好。当情人终究离去，她死命回想他身上的每个细节，“重现与错觉之间，回想与张狂之间，没什么差异”。埃尔诺的许多创造都关于伤口和失掉，失掉亲人、胎儿、情人，或许朴实的时刻。她在写作中不断召回失掉的东西，这或许也是种张狂。
“跨人称的我”
“自小说”（autofiction）由杜布罗夫斯基（SergeDoubrovsky）提出，指的是“实在事情的虚拟”。其概念可大可小，狭义上，作者、叙事者和主角有必要为同一人，且保持与读者的自传契约，即保证书里的事情是实在的；广义上，可延伸至全部的自我虚拟（比方但丁 《神曲》）。上世纪90年代以来，自小说在法国蔚为风潮，引发许多媒体争议和学术讨论，埃尔诺也被视为代表人物之一。但埃尔诺十分排挤这一概念，首要是由于，自小说一般（不恰当地）与探求身体和情欲的女性写作连在一起，好像为女作家标明晰写作的范畴和限制。其次，自小说戏弄实在与虚拟的边界，而埃尔诺排挤全部虚拟元素。最终，自小说总环绕作者自恋的自我旋转，而对埃尔诺来说，自我并不重要。
埃尔诺这代作家见证了今世文学在朴实的方法探求后，对人物、对详细的社会前史语境的回归。但这种回归不是单纯的返潮，它们之间有许多接受联络。罗伯·格里耶等新小说作家后来也写起了自传，仅仅，其间的“我”都是多重的、割裂的。埃尔诺与许多自小说作者共享了这种自我同一性的割裂。这种割裂首要表现在时刻的开裂上。埃尔诺经常在写作中凭借相片，当她注视从前的自己的图画时，觉得那底子不是同一个人，“回想没有让我自己或我的身份得到永久，它让我感到我的软弱的实在”。其次，开裂表现在底层叛逃者的两层阶层身份上，埃尔诺书写爸爸妈妈人生的一起，也在内中探求自己身份的偏移。最终，写作本身也造成了她的割裂。回想曩昔时，书写能制作一种“时差”，使她跳脱其时的语境，乃至“把‘我’当成另一个人”，当成一个客体加以调查，这是“书写才干制作的实在”。乃至，她在日记中说，“我没办法感遭到‘我’”，她“身在平行国际，文本自行写作”。或许，在面临伤口时，只要完全的去主体化，才干让她说出本来无法开口的事情。
埃尔诺的自我经常被他者“占据”（能够看出结构主义的影响），有时是详细的人或其引发的心情（如热情，或《占据》中的妒忌），有时是笼统的团体，有时乃至仅仅路上偶尔遇见的一个场景或听到的一句话。她以为，知道自己，只能先面向他者，再回归本身，“咱们更能经过投射到外部国际来知道自己，而不是经过私密日记的内省”。自我是“被他人阅历穿过的地址”，“我被人群，被他们的存在穿过，就像妓女”。
她出书的日记分为两类，一种较为私密，一般与从前的创造相关，比方叙述母亲阿兹海默症的《“我没脱离我的夜晚”》（“Jenesuispassortiedemanuit”），或是叙述苏联外交官的《迷失》（Seperdre）。而另一种则是所谓的“外密日记”，如记载巴黎市郊RER火车见识的《外部日记》（Journaldudehor）和《外部日子》（Lavieextérieure），或是超市见识的《看看光亲爱的》（Regardeleslumièresmonamour）。后一种日记中，她收集、拼贴日常见识，进行“拍照实际的拍摄式写作”。这是超实际主义者们的方法，也是佩雷克（GeorgesPerec，法国前锋小说家）的方法（《物》这样描绘消费主义鼓起的社会学小说、在咖啡馆里连坐三天记载见识的《尽头一个巴黎地址的测验》，都和埃尔诺有着亲缘性）。她一直处在边际的方位，将文学里不行见的体裁（超市、地铁）作为主体，给予最普通的人们以能见度，“超市供给和音乐厅相同多的人类真理和含义”。在顾客望着购物车的方法、乞丐行走的方法、产品的陈设方法、在任何寻常的只言片语中，都看得见人的愿望和情感，看得见社会的暴力和不平等：“快，回家了！男人对狗说，狗低着头，擦着地，感觉犯了错。千年来男人对小孩、对狗、对女性说的话”。许多瞬间犹如俳句，给人以彻悟感。
2008年的《悠悠岁月》（LesAnnées）是埃尔诺碎片拼贴写作的集大成。主体变成了一个年代，几十年的岁月，“重建一个一起的年代……经过在个人回想里发现对团体回想的回想，康复前史的日子面向”。回想不存在于内部（“实在的自我回想是不存在的”），而是外部，是“物质性的”（这一点和普鲁斯特相似），唤回一个个一去不复返的瞬间。写作是为了“解救”，解救韶光，也解救自己。但为了自我解救，自我却有必要先行消解。全书底子以“咱们”（on）为主语写成，与其说无人称不如说是“跨人称的我”，单一的主体融入团体中，成了“阅历的总和，以及社会的、前史的、性的、言语的决定性的总和，不断地与曩昔和现在的国际对话”。这是一种“突变”，把归于自己的东西转换成自我之外的东西，“我人生实在的意图或许是：让我的身体、感触和思维成为书写，也便是某种可被了解的、遍及的东西，让我的存在完全溶解在他人的脑袋和日子里”。埃尔诺期望在写作中完成一种团体价值，与读者构成主体间的联络，让读者也能够代入人物、占用文本，自我发问、自我解放。
对埃尔诺而言，日子与书写密不行分。她在日子的一起写作，写作的一起日子，或许说，“她写出她的日子，活出她的写作”。与政治相同，书是“奋斗的东西”，仅仅换了一种方法。埃尔诺不会中止写作，也不会中止反抗,“有一天，有人对我说：‘你只要写作的癌症’，我想他是对的”。
（作者为巴黎索邦大学文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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